公务员聘任制的前身是“政府雇员制”，2002年，吉林省率先试行政府雇员制，其后各地政府纷纷效仿。2006年，北京市海淀区以20万年薪聘请7位政府雇员。此外，曾经尝试政府雇员制的还有深圳、上海、武汉、长沙、珠海等地。但无一例外的是，这些探索在闪亮登场之后最终都归于沉寂。究其原因，定位失误恐怕是最主要的。

　　实施于2006年的公务员法却以聘任制公务员的概念，保留了政府雇员的某些设想。这种保留显然并非基于对“鲶鱼效应”的认同，而是考虑到政府确实需要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，前者不是一般公务员可以担当，后者又不需要昂贵的“终身制”公务员来从事。

　　那么，温州此次试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按照温州方面的设想，自然是要“使公务员队伍真正流动起来”，这样的表述无疑又落入了“鲶鱼效应”的窠臼。聘任制公务员的存在，说到底是为了解决政府行政过程中的实务问题，没有更“伟大”的意义可寻。正是出于功利务实的态度，法律才规定以聘任的代价来获得此类公务员，相对于“终身制”公务员而言，有期限的高薪其实就是低价。

　　聘任制公务员无法享有“终身制”保障，其职业身份随合同期限的到来而自然终止，故而它是公务员序列中的一个例外。对于聘任制公务员来说，“能上能下、能进能出”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但他们的这一特点并不能影响整个公务员队伍都如此。事实上，随着公务员法的颁布和实行，社会的共识逐渐达成一致，建立一支数量少、有保障、相对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是最优选择。一个朝不保夕的饭碗并不能天然地激发公务员动力，约束更应该倚重法律的规制、内部的考核、公众的监督。

　　公务员聘任制的目的在于以最小代价达成行政目标，故而试点工作应当更加务实，招聘最需要的人才，给他们尽可能的保障，而不是以此来装点公务员队伍的能进能出机制之优。